[重要物] 社會學思辨筆記 更新至20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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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第一章 社會學的內涵與社會學家的意象 2F
《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第二章 社會學的精神與特質 3F
《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第四章 社會控制、社會階層化與制度 4F(對，沒有第三章)
《社會學動動腦》第一章 自由與依賴 5F(對，亂入的其他東西)
《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第五章 角色理論、知識社會學及參考團體理論 6F
《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第六章 決定論與自由 7F
《見樹又見林》 第五章 社會互動 8F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第三章 團體與組織 9F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第九章 教育 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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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關切教育制度如何回應社會變遷。

功能論認為學校擴張的驅動力是社會變遷產生了需求，知識累積和技術進步的趨勢下，市場所需要的技能提高，因此需要接受更多教育與訓練。

社會控制論認為現代學校教育擴張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訓練出一批聽從國家的勞動力人口，不過該理論過於窄化，各類型的專業教育培育，以及教育平
等政策，未必與資本階級利益有直接關聯。

地位競爭論雖然亦是強調社會衝突，但其主張教育擴張是社會群體彼此競爭的結果，人們透過教育管道向上爬升，競爭激烈的需求下學校自然越來越多，然而這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文憑貶值的情況。

學校教育目的，主要為傳遞知識文化、社會化、社會分類篩選。
學校的知識有三個主要利益動機，基礎識字訓練對國家有利益，再來貴族也要為子女提供統理社會的培育，最後是教會及專業領域要傳承。
社會化有三個面向，行為控制，形塑價值觀，文化風格養成，這些會隨著時代而改變。
教育體系長期演變下來，社會分類篩選的功能逐漸增強，不同文憑的人被分配到不同社會分工職業位置上。教育體制同時為個人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也同時是階級複製的場域。

新制度理論認為，各國基礎教育的課程安排幾乎一致，像是一套標準化課程，會有這種相似性的原因是文化因素，各國為了取得現代國家的地位，治理者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概念，將基礎教育是為國家進步的基石，於是開始了制度模仿、制度擴散並標準化的過程。不過同樣因為文化因素，各國教育也都會根據不同價值觀而有歧異性。

東亞國家所使用的考試制度，一直存在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特定社會群體在教育中長期處於不利。
根源有兩類，一是群體自己的資源，二是社會如何看待該群體，社會偏見與刻板印象造成教育成就弱勢。階級差異展現在知識、態度、動機上，累積結果就是最終的教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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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講述如何理解團體和組織的定義，在全球化和新科技的社會變遷下，可能發展出哪些新形態與概念。
此外也會以台灣發展經驗的角度，分析團體和組織在全球化的位置與制度脈絡結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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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是指具有相同規劃、價值和期望的一群人，彼此規律互動且認知對方為團體成員。
一般而言，團體成員會分享隸屬感，互動的關係越密切，就越容易形成有集體認同的團體。

由於全球化與科技發達，人們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容易出現以下這些團體類型：內外團體、社會網絡、虛擬社群。

內外團體是指，人們普遍性的傾向認同自己團體，排斥其他團體的行為現象。
這種思維是區分不同人的典型刻板印象邏輯，強調內團體的優越，容易出現雙重標準的論斷。
隨著移民普遍化後，不同的國籍成為區分內外團體的一種依據，目前仍需改善民眾對外籍移民的態度。

社會網絡是人與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直接或間接地連結成網狀關係結構模式。
近代社會學家認為，團體已經是過時的概念，因為現代社會中，人們經常在不同團體之間建立網絡，團體的界線因而變得模糊。
人們變得更常從自己小圈圈的副網絡連結刀其他副網絡的大型網絡中，呈現小世界網絡的特質。

網際網路逐漸發達後，在網路上經營社群很普遍，網路線上團體或社群一般稱作虛擬社群。
虛擬社群具有的特質是，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主要是透過網路發展，社群成員具有匿名性。
由於成員經常在不同社群中流動，因此可以在不同團體中扮演不同身分角色，自主性也比較高，彼此的互動關係也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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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普遍使用的理性化組織結構稱為科層組織。
科層制是展現西方工業主義強調理性與效率的組職典型形式。

科層組織將組織分成許多部門，各司其職，依照個人專長將人力安置在各個部門職位。
每一個位置的角色表現，都採標準化與專門化的動作。
組織的命令監控督導系統由上開始層層向下，建立權威層級的制度。
各部門在關鍵慣例事務處理上，有成文的法規辦法，極度科層化組織中，甚至有成文的工作手冊描述成員該做什麼。
成員依照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遵循層級系統和規定和彼此互動，互動過程中不考慮過去的關係交情，展現非私人性。
組織接受成員的原則是依照該位置需要的技術能力為主，升遷上也有明確的制度，強調工作表現能力。

麥當勞式的組織管理模式，可說是科層組織的延伸。
該模式強調滿足客戶的效率、生產流程標準化提供可計算預測性、使用非人性化的科技流程監督與控制。
這種速食生產組織模式能夠大量製造並降低成本，但也創造未必健康的消費文化模式。

科層組織強調依據目標來設組織分工，但是受到外部法規和技術變遷的環境因素，以及內外小團體的影響，目標經常無法實踐。
組織目標經過長期外在環境和內在權力結構影響，原先目標逐漸被取代的現象，被稱為目標替代。

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家主張科層組織的結構特質，比較有利於男性成就，所以稱其為性別化的組織。
工業化組織對不同性別員工的工作安排經常展現對性別的刻板印象，造成不同性別在組織的層級權力不平等。

在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各國受到國家、市場和文化制度的影響，各自發展出獨特的組織模式。
DiMaggio和Powell提出的制度趨同主義，指出使得科層制度結構形成的主要機制，有三種來源。
包含政府法規的強制趨同，企業間彼此模仿傳遞新觀念的市場模仿趨同，以及專業文化規劃趨同。
這三種趨同機制同時也可以用來解釋東亞經濟組織的制度形成原理。

台灣中小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市場競爭，在技術學習和創新上發展出獨特的升級機制和特色。
以自行車和遊艇業的對比為例：
台灣自行車主要仰賴全球客戶依存關係，生產流程的可切割性與技術的標準化帶動技術升級。
產業組織朝向分散式的生產組織分工，供應零件分散於不同廠商，這些廠商聚集在同一地區產生垂直分工模式。
遊艇業的生產流程比較特別，流程比較不能模組化和標準化，技術升級仰賴設計師、工程師的專業技能與彈性分工能力。
遊艇的零件、原料、船身、裝潢都在遊艇內製造完成，不同的廠商仍然呈現產業區域聚集。

台灣學者主要進行的非營利組織研究包括：
社區營造的志願組織、網路社運的志願組織、企業社會責任的公民參與、社會企業。

台灣解嚴後，社區總體營造組織和活動促成了公民對社會公共議題的溝通討論習慣。
然而目前社區營造組織仍無法有效地和傳統社區地方派系對抗，公共議題也無法有效地在社區討論協商。

網際網路對社運組織而言，可以達到資源動員、社群認同和快速傳遞訊息的功能。
這使得組織不再依賴傳統媒體，不需要有領導者，只靠網路社群就能進行聯絡和串聯。

全球化造成市場競爭環境越來越不穩定，許多國際大廠跨國生產分工，造成很多國際問題。
企業必須善盡國際公民的企業社會責任，強調企業應扮演推動社會改變的角色。
企業應積極鼓勵員工走入社區從事志願性服務工作，以成為社區好公民為目標。

社會企業是結合企業與社會的組織創新概念，和企業社會責任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社會企業可以是為公營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但原則上仍屬於一種企業形式。
社會企業重要的機制是動員社區社會資本，創造第三部門的市場利潤，達成社區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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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無法以科學的方式觀察，然而我們又能感覺到自我是真實的事物。
自我是我們認知自身存在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因為我們不僅把它當作概念，而是真實的事物。

自我能夠指出我們和其他人、以及我們和社會體系的關聯。
一個人的姓名以及姓名代表的自我，存在目的就是要標示出和他人的關係。
取名字的唯一動機就是為了參與社會活動，這也是為何我們要發展普遍的自我概念和特殊的群體自我概念。

嬰兒通常以自我中心的方式體驗世界，他們無法認知他人是獨立存在的個體。
嬰兒無法想像別人對自己以及世界有自己的觀點，同時他們也無法想像自己對事物有自己的觀點。
他們無法理解自己和事務的關聯，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他們。

因為我無法思考自己是什麼，也無法意識到自己對事物有自己的觀點。
米德認為人們是透過發現他人的內心世界，來學習思索自我。
認知到其他人以特定的方式思考理解自己，透過語言來連結自我經驗和他人經驗。
我們學習別人如何用語言來描述他們的經驗，然後建構自我的概念。

我們的言行可以影響其他人對自己的觀感，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待自己的方式。
唯有在與他人的自我有所關聯時，自我才得以存在，因此當某人相信自己時，我們能夠體驗到愉快。

為了以自我的身分參與社會體系，我們必須找出並理解自我和體系的關係，以及在哪裡產生關聯。
人類的成長過程中，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身分，透過多樣的身分累積社會認同，以這些身分決定自己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
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真實自我認知有限，因為我們大部分都透過典型的社會身分意象來認識自己。
在社會空間裡，人們認為我們是誰，我們就會是誰，不存在絕對客觀的意義。

※這邊又提到重要他人、鏡中之我等概念，以前的章節提過，就不再重複敘述※

構成一般他人的概念是文化性的，這使我們認定，我們和其他人共同分享一般他人的意義。
基於此，我們也認定人們獲悉我們所屬的身分時，會以特定方式理解、解釋我們。
這也是為何種族主義、性別主義、體智能歧視猖獗的原因。
人們只看外表就認為他們知道對方所屬的身分，並輕易用概念聯想對方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不只以文化的意義建構真實，因為真實不論就身分、角色和一班他人而言，也都全都受到結構的影響。
上面那句我自己也看不太懂(筆記

身分和角色是社會體系的要素，因此我們是誰不在於自己本身，而是由我們對社會的參與以及社會化過程決定。
這並不表示我們除了身分和角色以外，就沒有別的。
我們除了可以有創意的選擇如何參與社會體系，還有各種人類存在經驗的原始謎團，都是超越社會建構的事物。

社會互動的關鍵在於行動(action)和舉止(behavior)的區別。
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行為，但是只有某些舉止足以稱之為行動。
譬如嬰兒學走的第一步是舉止，但是小孩回應呼喚而行走，就同時是舉止和行動。
前者沒有涉及小孩的詮釋，他沒有考慮作為的意義，以及他人會如何理解。
造成這個差異的主因，在於嬰兒缺乏思考所需要的語言和抽象的文化概念。

※這邊又提到自我扮演社會角色、社會像是劇場的概念，以前的章節提過，就不再重複敘述※

將社會生活視為劇院的說法，令人懷疑我們究竟有沒有真正的社會自我。
高夫曼認為，我們始終都在做我們自己，即使我們不見得能夠承認自己正在扮演的事實。
因此有沒有真實自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表演或經營印象，而是在於我們接受或承認我們的行動部分地決定了我們是誰。

如果人們選擇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展現種族歧視言行，這意味著他們所參與的社會體系以及參與者是存在種族歧視的。
在擁有種族歧視的社會中，反應和強化優勢者的言行會受到最小的阻力。
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的種族歧視言行與其說是個人選擇，不如說是社會的整體處境。
然而，與社會提供的輕鬆選擇相比，我們如何選擇，則彰顯了相對於他人，我們究竟是誰。

我們和體系文化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我們創造了世界的同時，世界也造就了我們。
我們被文化所描述並限制，而同時我們也是文化的主體，是人類經驗無止盡文化洪流的一份子。

我們不需要任何特定的文化，但是我們一定要有個文化，才能活得下去。
文化提供概念和素材，讓我們得以不斷創造自我與社會生活。
但是要如何運用這些概念和素材，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決定，文化不能幫你做任何事。
縱然我們面對文化時並非全然自主獨立，但是我們也不會是受到文化操縱的魁儡。

社會互動是由人們創造，用以維持一個特定的現實感。
社會互動透過外表和行動來進行，外表和行動是互為表裡的。
當人們坐在飛機上時，通常不會意識到飛航安全的脆弱。
飛機上的任何設計會阻止我們思考危險，都是為了創造一種真實感。

社會情境是透過社會真實而界定，而社會真實也只有在人們主動型塑和維持之下才存在。
簡單的交談情境，為了維持共同感受，必須講究手勢言談和身體語言。
若是我們不做出回應，就無法維持交談的共同真實感，會帶來可怕的經驗感覺。
我們需要學習交談技巧，而且不同文化的交談技巧都不一樣。

我們不斷用我們對真實如何建構的知識來理解外界發生了甚麼，以及如何扮演好角色讓世界運轉下去。
一個共享的社會真實，必須有某種模式的社會行動存在，才能維持其社會存在的共識。
用於維持社會真實的技巧一再重複使用，最終往往變得擁有儀式的性質。

優勢群體的成員很難領悟到他們享有的特權，當然他們更不可能了解自己的特權是靠著弱勢群體付出代價才得到。
而這同時是為何被宰制群體的成員特別難以忍受日常生活中各種瑣碎排斥和羞辱的緣故。
每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排斥與羞辱累積起來，就成為被稱為壓迫的沉重負擔。

日常生活、手勢和行為的細節，以及社會體系如何發生，在社會生活中以同樣的方式運作。
因此我們做與不做、如何做某些事情，都深具意義。
最終將我們以及我們的經驗與外在社會實體連結在一起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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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透過對抗各種社會決定因素，從而肯定人類的自由。
但在社會學討論的架構中，存在著一個先驗的困難，阻擾我們採取對抗。

自由也許可以像其他經驗實體一樣被體驗到，但是卻不能用任何科學方法加以證實。
換句話說，自由不能用基於純粹理性來運作的哲學方法加以證實。
自由在科學理解上的不可捉摸，主要不是因為不可言喻的神秘性，而是科學方法範疇上的嚴格限制。
經驗科學必須在某些假設上運作，這些假設之一是普遍的因果律。
而自由這個結果本身就是他的原因，這種情形不在科學討論範圍內，因此沒有辦法用科學來研究自由現象。

自由和因果律在邏輯上並非矛盾，但他們是屬於不同參考架構的名詞。
自由並不是不可預測的，一個能夠知覺到自己自由的人，絕不會站在因果關係世界之外。

上一章提到，無論社會外在和內在的壓力如何，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會成為社會情境的共同定義者。
我們自己的合作，對於使我們陷於社會的束縛是必須的。
關於這個合作的本質，韋伯強調參與社會情境的行動者，對情境的主觀意義與解釋。
最後在社會中真正發生的也許並非行動者原先的打算和意圖。
每個社會情境是被參與者賦予的各種意義所組合維持。

在社會中邊緣人存在的可能性足以做為一個指標，指出普遍同意的意義在他強制的能力上並非全能。
韋伯的社會權威理論發展出了打破社會中「視為當然的世界」的可能性。
這個權威不是基於傳統或法理的基礎，而是基於領導人物的一種異常影響力。
這些神才權威與既定秩序對抗，對舊有定義的力量構成了極為強烈的挑戰。
神才必然會走向韋伯認為的「例行化」，會以逐漸變得較溫和的方式重新整合社會結構。
在宗教先知後面出現的神才是教皇，在革命家後面來的是行政官員。
在大變動結束後，人們在新秩序下安定下來，會發現變遷沒有想像中完全。
對於抵抗社會的熱情逐漸冷淡後，舊有的習慣又會再度出現，緊接著又會再次受到下次神才運動所推翻。

儘管韋伯認為神才是非常短暫的現象，但是依舊認為神才是歷史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
只有長時間的經歷才會顯示出變遷的深遠，這就是為何幾乎所有抗拒革命的企圖都會失敗。
社會結構的每個顯著特質都是歷史過程中某階段被人們塑造出來的。
因為社會體系是人們創造的，當然人們也可以改變社會體系。

我們先說了社會是客觀的事實，並能約束、創造我們。
我們又說我們有意義的行動有助於維持並改變社會組織。
社會定義了我們，我們又定義了社會，這就呼應了前面我們彼此共謀與社會合作的觀點。
換句話說，不僅我們自己必須藉著定義才能存在，社會也是如此。

在個體偏差與整個社會體系大規模的解組重組之間，在社會學上的差異是很明顯的。
但是兩者都顯示出抗拒外在和內在控制的可能性。
內在的忠實和效忠的崩潰必然先於反對舊秩序的外在行動。
例如國王意象的動搖，會先於王位的動搖。

史蒂芬波特的作品對於社會破壞的微妙藝術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指引。
波特所稱的「窮開心」是一種與一般期望相反而重新定義情境的技術。
例如一個在英國作客的的美國人，對英國人大談倫敦的古代風俗。
雖然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仍足以顯示社會組織先天的不安定。
當一個與特定劇本情節不相稱的人物存在，會威脅到其他適合劇情的人的扮演。

前面提到轉變或是破壞的手段，如果不能採取上述行動，那麼還可以悄悄退出社會。
當一個人從社會退休，他仍然會帶著從社會控制下學會的事物，但是會建立一個自己心靈上的堡壘。
在堡壘內完全忽視社會日常的期望，雖然會有高額的心理代價，但卻是可能實現的。
當人這麼做，心理堡壘的知識特徵會越來越被自己塑造，而非被周遭社會體系的意識形態塑造。
如果他發現有別人加入他的冒險事業，他就會真正創造了一個反社會。
反社會與原先的合法社會的關係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退隱帶來的心理負擔大大降低了。

反社會建立在偏差和分離定義的基礎上，被社會學家稱為次文化，例如黨派教派都屬於這類，也可以稱為小世界。
每個小世界就像有偏差定義的孤島，坐落於名為大社會的海洋中。
現代社會生活的匿名性與移動自由度大大助長了這種小世界的產生。

最後一種逃避社會的主要途徑，就是操縱。
利用社會結構中，合法保護者無法預見的方式，來利用社會結構。
以某種非正式運作程序提供的方式去利用體系，因此聲稱他們相對比較不受社會壓迫。
聰明的人類能夠先發制人推發精密的控制體系，這可解釋為對社會決定論的一種解脫。

角色距離是指一個角色的扮演不是出於真誠，而是有個隱密的目的。
他們的角色含有一種他們內心所排斥的意義。
在特定情境中，這種口是心非是人們在自覺中維持個人尊嚴的唯一方法。
這種例子違反了先前對社會學透視的常態模式，他們的意識和角色扮演建立了內在距離。
個人變得擁有充分的意識來扮演角色，若是意識轉變，就可能發生革命。

社會學中的「貌合神離」概念，指的是走出「視為當然」的例行社會。
一旦一個人扮演既定角色而缺乏內在的涉入，並且有意妻騙得扮演，這個人對他視為當然的世界，就是處於貌合神離的狀態，
別人視為命運的角色安排，他卻視為方便的偽裝。
貌合神離以這樣的方式轉換個人的社會意識，使既定的事項變成可能性的。

所有的叛變並不是發生於沒有先前定義的社會真空中，社會角色的解放都是在限制中發生。
一個人擁有無神論之前，必須先擁有神的觀念。
貌合神離的形式，則提供了我們逃離決定論死角的方法。

這個章節我們描述了社會的新意象，一個充滿活生生演員的舞台。
社會的各種制度雖然實際上約束強制我們的行為，但我們有時候會發現自己也可以做出非常不同的事情。
如果說社會實體是以戲劇般的方式被創造，那他必定也有戲劇的延展性。

辛邁爾認為交際是社會互動的一種遊戲形式，在宴會中人們玩社會遊戲，從事許多形式的社會互動。
交際的世界是不安定的，人工創造的情境，可以在任何時刻被拒絕參與遊戲的人毀滅。
參與純粹交際情境的人，暫時遺忘了認真的身分，進入短暫的偽裝世界。
任何人以認真的嚴肅進入這樣的交際場合，就會粉碎脆弱的偽裝策略。
這也是為何純粹的交際幾乎不可能存在，除非發生在社會地位相似的人之間。

如果社會整體不具有類似人為的特性，交際的策略將全然不能存在。
交際是玩社會遊戲中的特殊例子，比較有意識的虛偽。
這種遊戲的過程，就像孩童學會扮演他認真的角色。

吉倫的制度理論提到，制度被解釋為導引人類的行為，就好像本能導引動物的行為一樣。
但是動物會認為他沒有選擇的餘地，而人類則是會欺騙自己，說服自己必須服從制度的命令。
實際上人們可以拒絕社會的要求，而且人們也經常這麼做。
只是因為如果採取抗拒，也許會有非常不愉快的後果，令人不願想到不服從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人們所謂的「必須」敘述幾乎在每個社會中都是騙人的。

錯誤信念指的是假裝某件事情是必須的，而實際上是自由任意的。
因此錯誤信念就是逃避自由，不誠實地逃離「選擇的痛苦」。
錯誤信念就像一片謊言的霧壟罩整個社會，然而錯誤信念的可能性卻顯示出自由的真實。
人類能夠活在錯誤信念下，正因為他是自由的，只是他不願面對他的自由。

社會由許多社會角色構成，每個角色都可能被扮演者拿來逃避責任，因此可以說欺騙和自我欺騙是社會實體的核心。
欺騙天生就存在於社會結構中，是功能上的必然。
社會提供個人巨大的機構，人們經由這個機構隱藏他的自由。
每個社會角色都可以刻意的扮演，在扮演範圍內，角色成為我們做決定的手段。
每個社會制度都是一個我們與自由疏離的藉口或道具。

當有人死了，我們會說「我們總有一天要走的」，這個「我們」指涉每個人，因而也就不是任何人。
我們將自己置於他的一般性下，使我們可以逃避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都將單一孤獨的死亡。
這樣的社會，被我們視為一個抵禦恐怖的防衛設施。
只要遵守規則，就能免於情境導致的無法逃避的恐懼。
一切都安排好了的世界提供程序和儀式，組織人們的恐懼，並讓人們能以平靜的方式面對。

「現實」就是我們社會所建構的世界，也就是「一切都被安排好的世界」。
事實上現實是非常不穩定的，雖然大部分時候都不需要煩惱，但是當最後感覺到自己被剝奪的時候，就會了解到。
社會給我們建立一個可以生活的世界，保護我們免於受到層層包圍的混亂騷擾。
提供我們一套語言和意義體系，使這世界成為可信賴的世界。
了解這些事實後，助長了我們追求保護這非真實性生活的念頭。

真實性的生存只能發生在社會裡面，因為所有的意義都是在社會過程中傳達。
人們必須生活在社會當中，才能說是真正成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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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大多數人而言，社會的束縛似乎是容易承受，因為我們所追求的就是社會給我們的期望，我們想要扮演好被指派的角色。
社會決定了我們是什麼，社會位置和我們的存在和行為息息相關。

社會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多數時候大家對重要情境的定義相當類似，彼此能共存而不破壞情境。
如果每個人的情境定義產生大範圍的矛盾，某種形式的社會衝突就會不可避免的發生。

社會角色可以定義為對典型期望所作的典型反應，而社會早已定義基本的典型分類。
社會為所有成員提供了劇本，只要成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社會便會正常運作。

社會角色除了特定行動和感情外，還有屬於自己特殊行動的態度。
若與角色相關的感情與態度在扮演前就存在，感情和態度在扮演後必然會增強。
當角色變化時，為了實現新的角色扮演，必須維持一個特定態度，具有明確含意的態度。

每個角色都有其內在紀律，角色的形成塑造規制了行動和行動者本身。
在社會中要假裝是很困難的，通常只要扮演什麼角色，就會變成什麼角色。

在社會學的透視中，身分是社會賦予的，被社會維持的同時也被社會轉變。
例如構成人格的基本部分，是經由社會化的過程獲得的，所謂社會化，就是孩童經由學習成為社會成員的過程。

※這邊有一段介紹社會化的文字，可以參考上一章※

得不到他人感情和注意的孩童，將會失去人性。
被人尊重的孩童才會學會尊重自己。
被視為運氣不佳的孩子，他就真的會成為一個倒楣鬼。
人們為了滿足這些期望而實現了他的身分和表現。

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每天處在被承認和不被承認的複雜網路中。
社會中每個人都將自己定位在社會控制體系的某個點，而且每個人都有一套產生身分的裝置。
在能力範圍內，人們會嘗試操縱和自己相關的人，以便加強過去讓他滿足的身分。

人類的偏見行為關係到人類的意識，這個意識可能是依照壓迫者的期望所塑造的。
從上述討論可以知道，偏見所造成的可怕事情是，偏見能使得一個人真的傾向變成那個意象。
受到偏見的人得更加努力奮鬥，以免真的變得更像偏見描述的樣貌。
而唯一成功的機會，就是和抱持相反認知的人所保護，而免於屈服在對其人格的偏見下。

在現代文明中，匿名性和快速交通運輸的出現，使得角色的分離變得越來越可能。
對自我擁有矛盾意象的人會更容易撞在一起，因而威脅到這個人對於舞台的控制。

角色扮演和身分建立的過程，通常不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畫，而幾乎是自然而然的。
深思熟慮的欺騙需要某種程度心理上的自我控制，而這種能力很少人擁有。
也就是為何偽善是罕見的現象，大多數人是真誠的，因為真誠是心理上最容易的路線。

每個社會結構選擇那些讓社會發揮功能所需要的人，而用某種方式淘汰不適合的人。
若是沒有合適的人選，社會將會根據需求來創造這些人。
並不是社會得到了它需要的人，而是社會製造了他需要的人。
例如教堂建立而導致教徒出現，學院建立讓學者存在。

意識形態經常是有系統的歪曲社會事實，將某些團體的活動正當化，這樣的思想能夠庇護更大的人類集團。
意識形態將受惠的既得利益團體的作為予以正當化，同時以似是而非的辯解來解釋社會現實。
人們主張這是意識形態的時候通常是真誠的，處心積慮去撒謊的努力是很難擁有的。
因此我們必須將意識形態這個概念與欺騙分離，撒謊者知道自己在撒謊，而持有意識形態的人並不知道。
我們的重點不在於兩者在倫理上的高低，而是強調社會在非計畫的模式下正常運作。

每個社會都可以從其結構與心理機構的角度觀察，也可以從其成員居住空間的世界觀觀察。
社會學家不能告訴人們應該選擇哪種信仰，但是可以指出不同選擇會產生何種社會功能。
個人經由社會獲得世界觀的方式，與他獲得角色和身分的方式幾乎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人的情緒和自我解釋如同行動一樣，是社會早就為他定義好的，對於周遭世界的認知也是如此。

如果說知識社會學提供我們一個對社會建構的觀點，參考團體理論則只是我們許多小團體的宇宙模型。
團體意見在政治道德審美等事務上產生巨大力量，因為被壓迫者不能不顧一切地採用原先篤信的尺度。

社會不僅控制我們的行動，而且塑造我們的身分、思想、感情。
社會的結構變成我們自己的意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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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普遍生活，可說是既自由又不自由，這也是多數人生活中最令人困惑的事實。
同時這也是社會學當中，最難以解開的人類之謎之一，整個社會學發展史可以說是破解該謎題的奮鬥史。

人們有自己決策和選擇的能力，所以我們被認為是自由的。
相對的，我們也被要求要對自己自由選擇後的作為負責，有時候還可能會受到懲罰。
社會中的例子使我們認為，我們的自由是有限的。
我們立定志向追求目標是一回事，現實能否實現目標又是另一回事。

以考試為例，人們有自由選擇要不要參加，但是競爭的結果不是單憑個人努力決定。
是否被錄取，受到了他人的決定，由制定規則的人所自由控制，也就是說他們的自由限制了我們的自由。
他人的選擇自由，是我們無法自由控制的因素，卻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結果。

此外，光是有選擇的決心，卻沒有將其實現的手段，最常見的情況就是資源不足夠，例如金錢、時間。
即使我們擁有一些資源，仍會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阻饒。
於是我們明白，影響我們是否能實踐自由的最大因素，往往是「自己是什麼人」。
我們與生俱來的屬性：種族、性別、國籍等，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本人的自由意志。
除了先天上的因素，後天累積的經歷也會影響我們是否能實踐自由。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的自由，被昨天的自由所限制，過去的決定影響了目前的自由。

最後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不熟悉的環境時，會有坐立不安的感覺，因此感覺不自由。
從另個角度來說，我們會因此受困在能讓自己放鬆的熟悉環境中，而這個環境反而限制了我們的自由。
因為我們必須依附在能夠融入的群體當中，才能取得自由的感覺。

更令人迷惑的事情是，在我們的自由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群體，通常不是我們自由選擇的。
我們能夠行使自由的範圍，本身並不屬於自由選擇的範圍。
若是我們想要變成另一種人，必須付出相當多的努力、決心，有時候還需要自我犧牲。
和安分守己、循規蹈矩服從自己出生的群體相比，實在是令人退縮。
我們發現到，自己所待在的群體，正是我們最可怕的敵人。

我們待在不同的群體中，會有不同的值得追求的目的。
為了滿足目的，我們會運用群體給予的自由選擇能力。
在不同群體中，我們也會擁有不同的手段，一旦我們使用這些手段，他們就構成私有資本。
這些資本將被運用在和他人溝通時所採用的語言上，也會表現在我們追求不同目的時的熱衷程度，甚至是我們處理工作的模式。
我們還會注重相關性，辨別事物和自己的目標有無關係，群體教導我們區分敵友。
我們的群體甚至還會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人生計畫，我們彷彿不能沒有群體的幫助。

我們對於群體的內化過程，主要受到喬治赫伯米德的影響。
關於社會生活必要技術取得過程的學說，主要是採用他創造的「主我與客我」的概念。
自我的雙重性，分裂成客我和主我。
客我為從社會角度看到的自己，以及有待滿足的要求，主我則是負責回應外在社會要求的內在核心。
在自我的塑造上，群體扮演的角色是透過客我來完成的。
兒童學習自己被觀察評估及誘導，逐步滿足群體的要求，這個經驗形成其他人對自己期待的印象。
他們學會區分恰當和不恰當的行為，讚許恰當行為，懲罰偏離常態的錯誤行為。
獎勵與懲罰的記憶，不自覺的形成對於規則的理解，最後誕生出的就是客我。
對兒童成長過程中，有些人被稱為重要他人，他們的評價和反應對於兒童更為重要。

為了避免誤會成兒童的自我發展是被動的過程，我們必須聲明，這個學習的過程必定是有所互動的。
兒童會區分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的命令往往會牴觸，無法同時服從，所以他們必須學習差別對待和選擇。
兒童學習選擇，並學習為此負責，主我正代表著這些能力，由於客我充滿矛盾，主我必須做出抉擇。
主我的強度，展現在他有多大能力處理客我中的社會壓力，挑戰社會並承擔後果。

兒童玩扮家家酒，正是在學習將主我與客我分離，透過訓練想像監督重要他人的要求的能力，學習觀察行動。
兒童長大，累積不同角色的知識，在社會中與其他角色扮演者合作與協調。
在取得技術和能力的過程中，人們逐漸擁有自我。

社會有權制定和執行可接受的行為標準，因為必須存在社會執行來讓天性不合的人們共同生活。
社會必須控制人的內趨力，例如性和侵略，避免劇烈衝突影響社會生活。
能夠存活下來的群體，必然發展出有效的策略來壓制內趨力。
佛洛伊德認為本能不會被摧毀，只能被壓抑，被驅趕到潛意識之中。
將本能控制住的力量被稱為超我，超我是將群體壓力內化後產生的知識。

群體訓練和控制成員的行為是事實，但是群體的控制不必然使成員的行為更合乎人性道德。
我們只能確認，經過監督糾正的過程後，成員們的行為會趨近某種行為模式，一個被某個群體認為合適的模式。

主我客我的形成過程，和壓抑本能而製造超我的過程，被稱為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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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所謂的長大，就是逐漸接受世界觀實體的過程，透過收集各種社會給予自己的資料，建構社會中的自己。
所謂社會中常識的觀點，就是長大後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觀念。
一個人認同了自己被賦予的身分，也就是遵循個人在社會地圖中的座標。
若一個人可以被定位在社會中，就同時代表著受到了各種社會力量的影響。

我們生存著的社會座標通常是別人設立的，由那些過去時代的人或是權勢者所決定。
我們被規定處在的這個社會位置，構成了我們必須服從規則的定義。
我們將以社會學的觀點分析這個體系，超越普通常識對此的了解。
在社會學的觀點中有兩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社會控制與社會階層化。

社會控制是社會學中使用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指的是社會使叛離的成員回歸的方法，任何社會都有專屬的社會控制手法。
最古老且最終的社會控制手法就是暴力，即使是現代民主國家的社會也不例外，如警察和軍隊。
當然，最終的暴力不能使用得過度頻繁，使用暴力之前必須要有警告與譴責的流程。
暴力是任何政治秩序的最終基礎，然而持續使用暴力是不切實際而無效的，所以需要仰賴暴力手段帶來的抑制性影響力。

除了暴力手段，另一個最終手段是運用經濟壓力，在社會中勞資雙方都有效的使用這種威脅做為控制手段。

在社會學家所謂的基本團體當中，也有一些巧妙的控制手法，持續的用以對付實際或可能發生的偏差行為。
例如：說服、嘲笑、說閒話、非難。
當團體進行討論過後，成員各自修正自己原先的意見，好以順從團體的共識或規範。
這種強制尋求共識的根源，可能是因為人類對被接納的深切渴望，這份渴望時常被有心人士操縱。

最後，社會最具破壞力的手段之一是，將目標置於有組織的咒罵和排斥之中。
諷刺的是這種控制手段通常是反對暴力的團體最喜歡使用的。
例如亞密斯孟諾教派中的「避不來往」。

社會控制經常是伴隨著不誠實，在後面我們會討論在社會學中欺騙的重要性。
人們在社會中有可能會利用智慧捏造出虛假的控制力，進而實際上執行社會控制。

在現代，社會的管理者逐漸使用「勸導」、「輔導」、「治療」等控制手段對付被社會認定為偏差的對象。
這樣的改變強化了社會的控制機構，尤其是在法律體系所無法觸及的領域上。
社會中每一個角色，都有令人極難反抗的行為規則，服從這些規則的重要性就如同技術能力與訓練一樣高。

社會控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角色決定了在生活中的作為，限制了特定情境中可能的行動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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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化是指，社會中彼此相關的層次，包含統屬與從屬的關係，可能是權力或聲望上的。
階層化也意指每個社會中都有等級的體系，不同高低等級構成了社會的基層化體系。

階層化理論是社會學思想中最複雜的部份之一，所以在這個章節我們只能簡單說明。
每個社會都有各種標準來決定，人們應該被指派在哪個層次和階層化體系。
而且不同的配置標準可以並存在同一個社會當中。
社會位置擁有三個主要報酬－權力、特權、聲望，經常不重疊而是並存在不同的階層化體系。
社會學家觀察社會位置如何涉及階層化體系，研究階層化體系對生活的影響。

在階級社會中，一般來說社會位置是由經濟標準來決定的。
同時階級社會的特色在於高度的社會流動，意指社會位置並非固定不動。
為了顯示自身的地位，人們會使用所謂的地位象徵，而這樣的行為也是階層化研究的重要部分。

韋伯曾經用人類可以理性對生活抱持的期望，來定義他的階級。
換句話說，一個人的階級位置決定了一個人在社會中所能期待的命運。
社會學家因此能夠透過社會階級，預測他所研究的人，不過預測的本質是統計、機率的，而將會有所偏差。

在任何階級環境，描述人們的許多元素都受到外在的控制。
若是擁有不屬於該階級被期望的要素，他在社會中會受到壓力，被要求要修正這越軌的行為。
經過社會化的人，大部分都本能地符合其階級應有的模樣。

然而，社會裡還有其他遠比階級更嚴格，對個人生活更具影響力的階層體系。
例如種族體系，在理論上人們一輩子都沒有機會改變自己在種族體系的社會位置。
種族決定的不只是他可以住在何處、與誰互動，甚至連語調姿態都會受到種族控制。
在這樣的體系內，階層化的準繩成為了可視的固執觀念。

社會學中一個普遍使用的概念叫做情境定義。
意指社會情境的樣子由參與者們共同定義，所謂的「實在」其實是一個定義上的問題。
這就是為何社會學家必須認真分析人類行為中許多荒唐的面相，因為許多社會情境就是從愚蠢的信念誕生並控制。
那些定義了這個社會情境的蠢話，正是社會學分析材料的一部份。
每一個我們所處的社會情境，不只受到同時代的人定義，通常也包含先人留下來的定義。
他們留下來的錯誤見解更加難以消除，這就是為何馮特內說：「死人比活人更有力量。」

社會世界的期望嵌入了人們對自己未來的設計中，人們想要正確的符合社會給予的期望。
我們在生命中面臨的社會情境幾乎都是如此，在我們身歷其境很久很久以前，這個劇本就已經被決定。

經過上述討論，我們現在對於社會結構如何作用已經有深入的認識。
有一個社會學概念正是這個認識的基礎，那就是制度，制度被定義為一個獨特的社會行動集合體。
制度提供給人們一套程序，按照程序，人類行為會符合社會期盼，於是人們遵守制度。
制度的作用很像是動物本能，但是制度是社會逐漸灌輸給人們的。

制度命令的必然性（不可逃避性）令人相信，制度上預先定義的行動方向，是人們可以採取的唯一方向。
實際上，當人們認為自己的行動是必然的方向時，通常這是在欺騙自己，或說是被社會所欺騙。
這意思是說，每一個制度結構都必須建立在欺騙之上，並且社會中的成員都擁有這不正確信念的元素。

社會就像是監獄，將我們監禁在名為歷史的圍牆之中。
當我們待在社會分配給我們的位置時，我們能夠正常生活；
當我們試圖離開位置，就會受到各種控制來對付，甚至被剝奪生命。
我們的社會是歷史性的實體，我們出生前就存在那兒，我們死後他仍舊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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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人們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動機和條件是甚麼？
我們必須承認，社會學在人類心靈中既非永恆也非不可或缺。
而在人類歷史當中，用來解決生存問題的思想對於多數人類文化是必需品。
我們在這一章要討論的，就是社會學是由何種獨特而現代的意識所構成。

社會(society)這個詞彙在日常用語中的意義是不精確的，而社會學家必須要在明確的意義下使用。
在社會學當中，這個詞彙用以指一個人群關係的互動體系，不過在數量上並沒有確切指明。
兩個在聊天的人難以稱為一個社會，但是三個人就可以被稱為一個社會。
至於「社會的」這個形容詞則是指互動、交互關係這類的特質。
縱然兩個人無法構成社會，但是他們之間的互動卻能夠稱為「社會的」。
韋伯定義的「社會的」是指，人們的行動是彼此取向的，這種互相取向所導致的意義、期望、行為，就是社會學分析的要素。

社會學家的研究題材出現在所有人類活動中，但是這些活動中只有部分層面屬於社會學家的研究題材。
有人這麼說道，社會學家在進行一種特殊類型的抽象化。
社會學家並非觀察到沒人注意到的現象，而是用不同方法觀察同一種現象。

當文化中的自我概念與普遍認知的蓋年受到重大衝擊時，就是社會學思想的發展機會。
現代的「社會」概念就是在舊制帝國瓦解後而誕生，以社會學觀點來說即是「看透」。

社會學家想要知道的是看透「外觀」後，裡面藏著的事情。
例如政治學家會關心城市的憲章，而社會學家關心權勢者因此獲取的利益，以及他們如何利用憲章控制官員的行動。
前者可以在公開官方的外觀取得，而後者需要看透超越一切的非正式權力結構。

社會學家所謂的「問題」是從社會互動來了解發生了甚麼事情，而不是事情為什麼錯了。
舉例來說，犯罪不是問題，法律才是問題；離婚不是問題，婚姻才是問題。
一般人在定義所謂問題的時候會有他們認可的參考架構，進而影響這個問題的內容。
正如前一章所說的價值中立，社會學家要以中立的參考架構來看透問題。

韋伯社會學的主要論題之一，是人類在社會中各種行動時常無意地導致意料外的後果。
觀念的產物經常與原來持有這個觀念的人，所計畫或期望的有很大差異，這種對歷史的諷刺意識是一種覺醒。

意識形態這個概念，是某些社會學理論的中心概念。
通常這個詞彙是指將某些團體所持有的利益提供合理化的見解，系統的歪曲社會。
例如某些醫生認為廢止診費制度，健康水準會降低。
或是有些人認為廉價的葬禮表示對死者的缺乏感情。
這類觀念不僅是個人用以緩和自身的焦慮，並建立整個團體公認的自我解釋。

「當然的陳述」指的是表達了強烈共識，以至於對牽涉到自身問題的答案都習慣的以當然為開頭的陳述。
而社會學家都知道，在每一個「當然的陳述」都可以引出嚴肅的問題。
不論社會學家對研究現象是否抱有人道同情，他們多少都會與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分離。
不體面的事物，必須在社會學家心中保持一種持續的可能性。
因此社會學常傾向於將絕對正確的主張予以相對化。

現代的心靈是流動的，能夠自然的想像自己過著不同的生活，理解相對化世界的意識。
以致我們難以想像以前文化的世界觀是如何的封閉與絕對，而當今仍有些傳統地區如此。
傳統社會分派明確而永久的角色給每個人，在現代社會人們的角色則是不確定且流動的。

在本章，我們透過三種面相：接露真相（看透）、不體面事物（看透當然的陳述）、相對化的分析來描述社會學意識。
社會學的見解是對於人類生活的廣大自由展望。
好的社會學家會追尋人生意義的新視野與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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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並不像心理學家一樣成為一般人想像的一部份，意即一般人對社會學家的想像很模糊。

選擇社會學作為主修課程的大學生，通常也都不清楚未來的職業前途，不過可以得出這些學生喜歡從事與人有關的工作，
幫助人們、做一些對社區有用的工作，這些對社會學家的意象可說是自由派基督教牧師的形象，將宗教與慈善連接。
社會學被視為奮發向上的精神，社會學家則被認為是以教化人們與社區為業的人。

在這此章節當中，我們不是要打擊人們的天真，而是要檢討人們對於社會學家意象的誤解及不正確之處。
社會學的眼光中，任何從事社會行動的人都有所價值，但是未必是充滿人道主義的行為，
例如社會學領域中的犯罪學就是透過犯罪過程來獲取寶貴情報。

社會學家並不是社會工作的理論家，會有這樣的誤會可能來自美國社會學的起源，
那個時代的人們面對工業革命帶來的眾多社會問題，因此刺激了社會學研究。

實際上社會工作再理論的發展受到心理學的影響遠甚於社會學的影響，於是一般人的想像中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地位有所不同。

社會工作實際上是社會中的一種實務，而社會學不探討實務，而是一種「嘗試去理解」的努力。
只是這樣的理解，對於從事實務者也很有用處，理解社會學確實能夠讓社會工作者以意識的層次去解釋許多事件。
但是不只適用於社會工作者，社會學能夠由任何工作在處理人事的對象使用，不論目的和道德正當性。

本書的社會學概念來自麥克斯韋伯，社會學發展中重要的人物。
他的大意是說社會學是價值中立的，這不是指社會存家不擁有價值觀念，而是說在研究社會學時應該排除價值觀，社會學是純粹的認知活動。

關於價值中立，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來幫助理解。
在政治或軍事衝突中，蒐集對方情報機構運用的情報是重要的，因為好的情報只包含資訊，而不帶有偏見。
若是報告存在意識形態或野心觀點，這樣的報告不只對敵人毫無用處，對自己也沒有幫助。
因此也有人說極權國家諜報單位的弱點之一，就是因為他們的報告為了滿足上級而有偏差，因而失去作用。
就這點來說，社會學家和間諜很相似，他的職責是盡可能精確的報告某社會領域的情況，再交由其他人決定應該採取甚麼行動。

另一個社會學家的意象是社會改革者，這種意象也有其歷史淵源。
法國哲學家孔德認為社會學是進步的學問，是神學的世俗化繼承者，因此是各門學科的統領者。
社會學家為了人類的福祉而扮演各門知識的仲裁者。
當然這樣的觀念在發展過程中幾乎消失殆盡，然而卻有一部份殘留下來。

我們可以時常看到相同的了解被應用在相反的方向，例如社會學對種族偏見之社會動力的了解，被挑撥團體仇恨的人應用。
當社會情況發生人們不期望的變化時，社會學家可能會被要求提供建議。
然而社會學家並不是社會改革者，社會學家的工作在於嘗試去理解社會，至於這份理解被怎麼運用，就不是他們所能決定的。

有一些比較接近現代的社會學家意象，其中之一就是人類行為統計資料的收集者，也就是電腦的侍從。
這樣的意象中，所有努力的結果都是無聊的，只是將資料故弄玄虛的重述一次。
民意測驗專家使用的方法和社會學的研究很相似，所以這樣類似統計學的意象因此加深。

現代社會學主要針對瑣細事項進行研究，廣泛的理論研究比較少。
現代的政治經濟結構鼓勵了這樣的模式，社會學以外的學院也傾向如此。
由於我們必須透過學者發表的書籍或文章數目來推算該學者在該領域受到接受的程度如何，這迫使學者集中精力研究那些可以迅速寫成小文章的題目。
各學科對聲望與職位的競爭迫使學問專門化，結果是導致知識界的狹隘作風。
對於社會學家來說，則意指必須針對擁有多重限制的題目做瑣細的經驗研究。
在多數情況中，這樣的研究都必須應用統計技術，因為完全不用統計資料的文章會被懷疑，這樣的傾向逐漸擴張到可怕的程度。
導致年輕的社會學家傾向生產擁有瑣碎統計的研究。

統計資料只是原料，他們必須在社會學的理論參考框架中，透過社會學的解釋，才能成為社會學的一部份。
社會學家研究現代社會生活時經常使用統計技術，但是社會學包含的統計學成分很少。

另一個近代流行的社會學家意象，就是發展科學的方法論並套用在人類現象的人，這種意象通常是人文學者用以證明社會學是野蠻領域的意象。
確實社會學內有許多部份可以被稱為野蠻領域，前提是指對歷史與哲學的無知，狹隘的專門知識而缺乏廣闊的眼界，對於技術的偏重。
作者認為，將社會學與知識界的普遍傾向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社會學不應該用這種錯亂的標準來評判，所以透過上述我們已經擁有良好的社會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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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開始，社會學自視為一門科學。
社會學家對科學潮流的忠誠，意味著他們願意在研究程序上受到科學規範的約束。
社會學家必須透過特定證據規則下的規則，得到能提夠讓他人檢驗或重複研究，甚至進一步發展的發現。
社會學家發展科學證據規則時，不得不反映方法論的問題，因此方法論成為社會學當中必要且妥當的部分。
但是過於專注技巧很可能導致研究上的虛弱無能，所以社會學家應該避免落入方法主義當中。

任何科學的學科都必須發展一套術語，對於社會科學而言可能比其他學科來說更重要。
因為社會學的研究題材是一般人所熟悉，且日常用語中也有現成的字彙來描述。
人們對周遭的社會制度很熟悉，但是對於社會的認知並不精確而且經常有錯。
同時，語言在描述社會實體時也經常是模糊而令人混淆的。
於是社會學為了維持科學上的嚴謹，更必須對社會學的概念給出精確而不含糊的定義。

最後一種意象認為社會學家是心無偏見的旁觀者，或是人類的冷酷操縱者。
這種意象的產生顯示出社會學家尋求被承認為真正科學家的努力得到了諷刺性的成功。
這種意象主要是為了政治理由而誤用社會學的人所秉持。
關於社會科學家的政治角色，因為現代社會中身負責任的人都應顧及道德問題，所以不需要多加討論。

我們已經討論了大眾心目中的社會學家意象，並順帶透漏了我們對於社會學家的部分概念。
我們將建構一個社會學家所謂的理念型態。
我們不會發現純粹形式的理念型態，而是發現其近似體以及各種程度的偏差。
甚至其他的社會學家也可能不完全承認這樣的概念，我們也不會反對不同意該理念的人自稱社會學家。
然而我們在這裡討論的理念型態符合社會學主流中，從歷史到現在大部分社會學家的自我概念。

社會學的本質是科學的，意即社會學家的研究透過特定而嚴密定義的參考架構。
這個科學參考架構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他的運作受到特定證據規則的限制。
作為科學家，社會學家保持客觀，不帶有偏愛與偏見，清楚的分析並理解社會現象。
社會學家不會否定別人的觀點和眼光，我們清楚自己的科學規則，並了解這個規則的意義。

社會學家是一個強烈對人類作為產生興趣的一群人，因為對人有興趣，人們所做的任何事情對他而言都不會是沉悶無趣的。
社會學家尋求了解時，穿透了人們的世界，無視通常的界限，都同等的吸引他的興趣。
好的社會學家會發現自己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因為他提出的問題佔據了他自己，使他毫無選擇餘地的去尋求答案。
社會學家的注意力，在於行動本身，而不是人們作為的最終意義。

多數情況下，社會學家處在他本人與他社會鐘多數人都很熟悉的經驗裡，但是在他的研究裡卻有另一種發現的興奮。
這樣的興奮不是來自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而是發現了以前熟知的事物改變了意義。
以社會學的透視力來以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世界，這就是社會學的迷人之處。

社會學的第一項智慧就是，事情並不如想像的那樣。